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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教授周漢華
大數據時代的來臨，讓政府的數據開放成為新的趨勢。數據開放是不是過去的政府信息公開？數據開放又會給建設法治政府帶來哪些新的課題？記者就此采訪了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教授周漢華。
記者：近年來，人們對政務公開信息化的話題討論得越來越多，那么大數據時代政府數據開放與建設法治政府有什么關系？
周漢華：政務公開信息化的實質就是以最新的信息技術倒逼行政流程的再造和改革，這一點已為世界各國在電子政務方面的發展所證明。因此，數據開放應在透明政府的大框架下實現，從而與傳統的政府信息公開一脈相承。
不過，數據開放不僅僅意味著信息透明，推進數據開放同樣將通過數據的分享而產生巨大社會價值。簡單來說，相比于傳統的信息公開，數據開放所提供的是可機讀、通用格式的數據集或數據庫，第三方只要開發一個接口就能隨時接入獲取政府信息和為公眾服務，而不必再以向政府申請特定信息的方式實現信息公開。今天，我們在各種設備上使用的導航、氣象、房屋、醫療、就業等等信息，都可以來自政府的數據開放，它們提供了現代生活中人們所享用的各種便利，可以說是政府信息公開的升級版。
政府數據開放同樣可以帶來法治政府理念的真正貫徹。將政府數據開放供社會使用，其邏輯的基礎就是公眾的需求驅動。建設透明政府是個長期任務，一口吃不成胖子。但如果一切改革以老百姓的需要為出發點，將老百姓覺得有需求的、有痛點、有難點的事情，逐個解決、聚沙成塔，透明政府、法治政府自然也就水到渠成。特別是針對時下部門間政府信息壁壘的問題，自下而上的需求導向配合自上而下的體制優勢，部門之間就有可能打破壁壘。
記者：政府數據的大量開放是否會造成泄密？如何平衡公開與保密之間的關系？
周漢華：保密和公開天生是硬幣的兩面，實際操作中間的確可能會造成一些矛盾。我們在過去的實踐中發現，確實有政府工作人員濫用保密規定，在信心不足或把握不好的時候就臨時定密，或以保密為借口而不予公開。
但是從根本的立法理念來說，兩者其實非但不沖突，而且是一致的。我國保密法從最初提出到最后通過，都體現了現代的立法理念：保密是例外，公開是原則。這體現了在人民的政府中，人民有權知道自己的政府在做什么。而之所以在保障公眾知情權的同時又要有保密規定，這是處于國家安全或社會穩定的需要考慮。但是這些保密信息也僅是在時間和知悉人員范圍上做出限制，一方面過了一定的時間段要解密，另一方面知悉范圍內的人也要接受監督機關的監督。
法治政府只要依法行政，就不會在公開與保密之間造成沖突。按照法律，如果確實屬于秘密，則應先定密。如果事先不定密，遇事時反倒臨時補定密，這種行為既涉嫌規避法律，同時該定密而不定密又涉嫌泄密，犯了保密工作的大忌諱。因此，化解現實中公開與保密之間的矛盾，取決于執法者的法治思維和法治意識，需要在法治政府建設中得以完善。
記者：政府收集的數據中有大量公民的個人信息，那么數據開放帶來的大數據應用會不會對個人信息保護造成損害？
周漢華：每個人的信息是一串數據的集合，在大數據的應用中可以消除其個體特征。打個比方說，現在手機的導航軟件里可以顯示道路的擁堵情況，盡管交通堵不堵是一個一個的個體數據累計計算而成，但在大數據中經過數據處理就只反映出人流、車流的情況，而與個體無關。
當然這里也要把握好度，否則依然可能出現企業濫用而越界的情況。這個“度”在哪里，我認為就是依法辦事：如果沒有法律的授權或者信息主體的授權，就不能收集或提供。不過，目前我國在個人信息保護方面的法律規定還跟不上需要，亟待在立法上加以完善。（記者張璁）
